（一）南越国史迹

1．南越国宫署遗址

[赵佗与南越国]
毛泽东曾经说过，赵佗是“南下干部第一人”，他是开发岭南的第一人。赵佗在公元前204年创立了“东西万余里”的南越国，以后“赵佗归汉”，岭南正式列入中国统一的版图。
赵佗，河北省正定（真定）县人。19岁获赐护驾御剑随秦始皇出巡。公元前219年，被封副帅随主帅任嚣率领50万大军征战岭南。公元前204年，创立南越国，自号“南越武帝”。他重视传入中原汉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并融合越地社会，使岭南生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创下历史伟业，成为一代伟人。从任嚣、赵佗开始，岭南有了人类文明的标志——城堡和文字，发展冶铁业，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历史上许多赞颂赵佗的诗篇，表明了人民对他的崇敬和怀念。
南越国是岭南地区第一个封建王国，是一个地方性政权。是赵佗在公元前204年建立的，赵佗自称“南越武帝”，其后又臣属西汉，接受汉朝封王。都城设在番禺（今广州），广州是岭南地区的第一个古都。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领导农民大起义，反抗秦始皇的残暴统治，四方诸侯、豪杰互相争夺，中原陷入战乱。这时，拥兵数十万的赵佗与北方的冒顿并称“北强、南劲”。赵佗按照任嚣关于“秦为无道，天下苦之。……番禺负山险阻，南北东西数千里，…… 可以立国”的临终嘱咐，封关，绝道，筑起了三道防线，聚兵自卫。
任嚣所说的“番禺负山险阻”主要是指横卧在江西、湖南和广东、广西边境的五岭。所谓五岭，就是江西大庾县与广东南雄县联界的大庾岭，湖南郴州与广东交界的骑田岭，湖南蓝山县与广东西北交界的都庞岭，湘桂交界的萌渚岭，广西兴安县和湖南交界的越城岭。
“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倚山临海（古代珠江河面宽阔，称为海）是广州的山形地势。北控五岭，近扼三江，是广州的攻防要势。赵佗洞悉广州防御要领，为了防止北方战乱南延，加强对岭南的控制，严封五岭的四关——横浦关、诓浦关、阳山关、湟溪关；断绝4条新道——江西入广东南雄一路，湖南入广东连州一路，湖南入广西贺县一路和湖南入广西静江一路；构筑了捍卫番禺的三道防线：乐昌——仁化——南雄防线，英德——清远防线，石门要塞防线。北兵要逾五岭攻南越，不破这三道防线，是到不了番禺的。
公元前208年，赵佗封关、绝道；3年后，于公元前205年兼并桂林、象郡，从而统一了岭南地区；公元前204年正式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这是岭南第一个都城。
南越国的疆域与秦设三郡辖区相当，北、东、西三面分别与长沙、闽越、夜郎三国交界，东及南面濒临南海，“东西万余里”的广大地域。大体上东接泉州，北以五岭与江西、湖南交界，西北至广西西北部的南北盘江（红水河上段），西南到今越南的中北部地区。
如何对南越国的广大地域实行有效控制和实际统治，是摆在赵佗面前的关键问题，这方面，赵佗是有独创性和取得成功的。
在政治上，实行郡国并行制，仿效汉朝制度，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并实施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确保政治上的有效控制和实际统治。
在军事上，设立将军、左将军和校尉制度，又分为步兵、舟步和骑兵，对号称“带甲百万有余”的军队实行有效指挥和控制。
在经济上，推广使用铁农具和耕牛，改变以前的“刀耕火种”和“火耕水耨”耕作方法，大量发展水稻、水果和畜牧业、渔业、制陶业、纺织业、造船业，并发展交通运输和商业外贸，促进了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日益改善。
在文化上，首先是汉文字的使用，《粤记》说“广东之文始尉佗”，出土文物发现不少汉字。百越民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有越舞和汉式舞。还有编钟、铜乐器和各式饰画、壁画等。
在民族政策上，赵佗实行“和辑百越”的政策，提倡汉越通婚，尊重越人风俗，促进融合和社会和睦发展。
从大量的文字记载和出土文物说明，南越国是岭南文明的奠基时期，赵佗创建南越国使岭南社会经济实现飞跃式的跨越发展，使岭南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的分散的部落统治，一跃跨入封建社会的有序发展，为今后的历史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南越国自公元前204年建立至公元前111年汉平南越，历五代，共93年。

[南越国宫署遗址]
南越王宫署遗址是广州“三宝”之一。
另外两宝是秦代造船工场厂遗址和西汉南越王墓。这三宝中的许多文物都是中国之最或独一无二的，是世界级的文物，所以是够“宝贝”的了。
读过广州历史的人都知道，公元前111年，汉平南越时，一把火烧了南越国都城赵佗城，地上的建筑荡然无存，令人十分惋惜。至20世纪70年代发现广州三宝之前，除了应元路的越王井之外，有关南越国的遗址，已一无所有了。史学家研究南越国就只有依靠史料记载了。
1974年底，广州市文化局职工在挖防空洞中发现了秦代造船工场遗址；1983年在解放北路象岗山基建工地中发现了西汉南越王墓；1995年和1997年在基建工程中，分别发现了南越国时期的大型石构水池和南越国王宫御苑，这些发现，被认为是岭南地区考古方面的突破性发现。2000年在市儿童公园发现南越国宫殿遗址。这些重大发现十分重要，致使广州的南越国史和全国的秦汉史都要改写，甚至每块砖都可改写中国的建筑史和园林史，更显得这些文物的珍贵，可以说是价值连城。
南越国宫署遗址面积共15万平方米，东起仓边路，西至广大路，南起中山路，北至越华路，被专家们称为东方的“庞贝”古城。而宫署的核心区域为4.8万平方米，东起忠佑大街，西至北京路，南起中山路，北至广州大厦门前，这范围已被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区。为了保护宫署遗址，市政府已拨出专款5亿多元补偿外商的地皮价值和搬迁市儿童公园。目前，广州市正按申报要求，包括南越王宫遗址、西汉南越王墓和在西湖路发现的西汉南越国“水关”（水闸）三处遗址，以“南越国”项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南越国宫署御花苑遗址]
北京的颐和园和承德避暑山庄，是清代的皇家园林。两千多年前的南越国宫署御花苑，建筑时间比颐和园和避暑山庄要早1000多年，是中国年代最早的宫苑遗址，是中国的园林之最。
1984年在中山四路忠佑大街电信局电信枢纽大楼工地发现南越国御花苑的一个大型的石构蓄水池，约4000平方米，当时只挖了400平方米，大部分仍被埋在民居楼房之下。水池距地面约8米，为冰裂纹密缝石板铺砌，池壁呈斜坡形，池底平整，用碎石和卵石平铺，向南埋有木质输水暗槽。石池中散落有八棱石柱、石栏杆、石门楣、大型铁石柱、铁门枢轴、“万岁”瓦当、绳纹板瓦、筒瓦和铺地印花大砖，还有一段木船桨。据分析，水池可荡舟，池边应有石构廊榭或凉亭建筑。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95×95厘米的铺地大方砖，堪称全国之最。这样大型、平整古老的方砖，烧制时没有变型，确实令人叹为观止，说明当时的烧砖技术已经很高。还有石刻“蕃”字、“赀”字和“阅”字，是岭南地区发现年代最早的石刻文字。
1997年在原市文化局大院外商计划兴建51层信德文化广场。在地下3—5米处发现宫署御花苑的全石构曲流石渠，长150米，已发掘4000平方米，是一处人工园林水景。石渠迂回曲折，由西向东，渠底密铺黑色卵石。东头有弯月形石池，池底发现几百个龟鳖残骸，说明这是养龟鳖的水池，可能是赵佗喜食龟鳖，所以长寿百岁。西头有石板平桥和步石，外连曲廊。弯曲石渠当中有两个用以限水和阻水的渠陂，以形成碧波和粼粼水景。在石渠中有果核和树叶，可见御苑有种植水果和花卉。可以想象御花苑处处小桥流水，水果飘香，花草繁花，龟鳖爬行，鱼翔浅底，十分闲情雅致，一派岭南山水园林风光。石渠连接大型蓄水池引水，并有木质暗槽出口排水入珠江，保持水流长年不断。御花苑曲渠设计科学，建筑精巧，充满情趣，是一处古代山水园林建筑精品，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在御花苑遗址共有7个时代的重叠文化层，发现秦、南越国、东汉、晋、南朝、唐、宋时期的遗迹遗物。还发现83口各个时期的水井，年代由南越国至民国时期，有土井、砖井、瓦井、木井、篾圈井和陶圈井，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建筑文化特色。特别有趣的是那八卦砖井，八行竖砖间砌横砖，成八卦之状，可见古人已懂得这种刚性力学结构之原理，其筑井技术水平确实很高。
中国古代都是木架构建筑，或砖木结构建筑，而这里恰似罗马古城的石构结筑，在我国秦汉时期的遗址中是独一无二的，莫非番禺时已传入西方的建筑技术？当然地面还是会有木构建筑的，不过只是西汉灭南越时已放火烧掉罢了。而曲渠弯流，隔景借景，小巧玲珑，把大自然山水缩微于庭院之间，是典型的东方园林特色；完全不同于西方园林的几何方块对称排列、一览无遗的造园林风格（如法国的凡尔赛宫）。我们相信，这种恰似罗马的石构建筑技术，又结合东方的造园风格，就是南越国宫署御花苑这个全国首个宫苑实例最突出的特色。

[南越国宫殿遗址]
王宫的中心是考古工作者在2000年初发掘约500平方米的1号宫殿遗址，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2000年前两条南越王宫殿的“散水”，1300年前的唐代铺砖廊道，1000年前的四列南汉宫殿的“磉墩”基槽，以及各种建筑结构的遗址。我们看到坑底有一行卵石铺就的石带。据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古代宫殿考古专家刘庆柱来此考察时介绍，这卵石带通常铺在古代皇宫房檐下的地面上，是用来接雨水的“散水”。汉代建筑结构中以卵石作“散水”是有阶级限制的，如果在宫殿屋檐四周地面全都铺上“散水”，是皇宫的标准，只铺两边是王的标准。从这个现场看，宫殿北面和东面都铺了卵石“散水”，按照中国建筑对称的规律，尚未出土的西面和南面也应该铺有。也就是说，这座宫殿是南越国依照汉皇宫建造的。从规模看，它可能是南越王办公的地方。刘所长认为，宫殿一定不止一个大殿，有没有类似北京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呢？从他30年宫殿考古经验判断，现在出土的殿相当大，南边不会再有大殿，估计更大面积的宫殿应该在西面。
据介绍，目前出土的只是南越王宫殿的一角，还不到整个宫殿群的1％，还未露出宫殿的主体部分。因为现在“散水”出土才22米，还未见到一个台阶和门槛，估计一号殿北墙的长度在50米以上。有资料介绍，西安汉初建筑的长乐宫前殿东西长50丈，而未央宫则长达200米。
根据目前的线索，埋藏在地下的南越王宫应该有很多座！而每座都是一组建筑群。南越王宫殿是模仿西汉长安城建造的，长安城里有未央宫、长乐宫、明光宫、桂宫等多座宫殿，而每座宫殿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未央宫是皇帝朝会诸侯群臣的场所，而长乐宫则是皇帝办公和帝后居室。南越王墓曾出土过一枚印有“长安宫器”的印章，现在出土的一号殿会否是长安宫呢？
根据西汉长安城的规划布局，未央宫在城西南，长乐宫在城东南，而建章宫则在城外西边。未央宫和长乐宫都建在龙首塬的高地上，利用这个地势突出帝王的威仪，并且控制了全城的制高点，有利于城市和帝王自身的安全防卫。汉高祖刘邦初次在长乐宫领受文武群臣朝贺时得意地说：“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现在的一号宫殿遗址正好在古代的禺山高地上，位于赵佗城的东南方，这个位置和西汉长乐宫的位置相似，东南边又是御花苑，方便王室休闲和游玩。因此，一号殿会否是长乐宫？值得考虑。
广州市政府已计划建造南越国宫署遗址博物馆，估计要花10多个亿。目前仅用地费用已达5亿多元，还未包括拆迁民房的搬迁费用。林树森市长表示：“建设用地的损失是有数可计的，可文物损失的价值却无法用金钱算得出。祖先留下的财富，不能败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

2、西汉南越王墓

西汉南越王墓位于解放北路的象岗山上，是西汉初年南越王国第二代赵昧的陵墓。赵昧是越佗的孙子，号称文帝，公元前137年至122年在位。1983年发掘时，出土文物中有“文帝行玺”金印一方以及名章“赵昧”玉印，证明陵墓主人的身份。
南越王墓劈山为陵，从象岗顶劈开石山20米，凿出一个平面“凸”字形的竖穴，再从前端东、西侧开横洞成耳室，南面开辟斜坡墓道。墓室以红砂岩石仿照前堂后寝的形制砌成地宫，墓顶用24块大石覆盖，再分层夯实而成。墓室仿照生前宅居筑成，墓室坐北朝南，前三后四共7室、宽12.5米，长10.85米。墓主居后部中室，前厅后库，前部东西为耳室，后部东西为侧室。殉葬者共15人，其中姬妾4人，仆役7人。前部前室四壁和顶上均绘有  墨两色云缎图案；东耳室是饮宴用器，有青铜编钟、石编钟和提筒、钫、锫等酒器以及六博棋盘等；两耳室是兵器、车、马、甲胄、弓箭、五色药石和生活用品、珍宝藏所，尤其珍贵的是来自波斯的银盒、非洲大象牙、漆盒、薰炉和深蓝色玻璃片。这些文物证明南越国早期或更前年代广州已与波斯和非洲东岸有海上贸易。后部主室居中，为墓主棺椁主室，墓主身穿丝缕玉衣，随身印章9枚，最大一枚为“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此外，还有螭虎钮“帝印”、龟钮“泰子”金印以及墓主名章“赵昧”玉印等。东侧室为姬妾藏室，殉葬姬妾4人均有夫人印1枚。西侧室为厨役之所，殉葬7人，无棺木，室后置猪、牛、羊三牲。后藏室为储藏食物库房，内有近百件大型铜、铁、陶制炊具和容器。出土文物共千余件（套），金印是国内首次出土的汉代帝王金印。这些出土文物对研究秦汉时期岭南地工开发、生产、文化、贸易、建筑等状况以及南越国历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南越文王墓 的出土，被誉为近代中国考古五大新生发现之一。西汉南越王墓 已开辟不博物馆。现就陵墓及部分珍贵文物作较详细的介绍。

[彩画石室大墓]
彩画石室大墓是一座西汉彩画石室大墓，墓主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昧（赵佗之孙），距今已有2000多年。
1983年，在解放北路象岗山上一个工地发现的这个大墓，深入地下20米，用750多块砂岩大石构筑。陵墓面积约100平方米，分前后两部分，共有7个室。前室居中，室的四面及顶部都绘有朱、墨两色的云纹图案，象征朝堂。斜坡墓道残长10.46米，宽2.36——2.59米。墓内的前、后两部分各设有一道双扇的石门。
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多样、墓主人身份规格最高的一座汉墓，是中国境内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彩绘壁画石室大墓。这座墓堪称地下宝库，共出土各类文物达1000多件（套），内涵非常丰富，尤以铜、铁、陶、玉四者所占比重最大。而“文帝行玺”金印是中国考古发掘首次发现的“皇帝”印玺，最为珍贵。
南越王墓的发现，其社会、历史、文化科学价值不但震撼岭南大地，而且惊动全国，闻名世界，从考古学界、社会各界到新闻界，无不感到惊奇。有人评价这是“令无数人苦苦探寻了2000多年的隐秘，中国考古史上最辉煌的发现之一。”墓中的宝贝被形容为：“珍宝灿烂”，“金灿灿”，“银闪闪”，“玉器之最”，“碧玉之宝”，“稀世之宝”，“汉玉中价值连城的绝品”，还有许多“罕见”、“首次”、“惟一”、“独一无二”、“精美绝伦”、“无法替代”等顶级评价。随着新华社消息的播发及《人民日报》等媒体文章的发表，全世界都在强烈地感到中国岭南地区古老文化的震撼，同时，又激发了人们对寻找赵佗墓的希望，迷茫中似乎露出了曙光！

[金印、金带钩与金花泡]
南越王墓有一件文物被称为“镇墓之宝”——“文帝行玺”金印，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的第一枚帝印。在传世或发掘出土秦汉印章中，未见一枚皇帝印玺，只有文献记载。但是文献讲的帝印，是白玉质印、螭虎钮印，印文是“皇帝行玺”或“天子行玺”；而南越国赵昧这枚帝印却是金质印、蟠龙钮印，印文是“文帝行玺”。这是金印的独特之处，是南越国自铸、生前实用之印。
南越王墓除了“文帝行玺”金印外，还有“泰子”（泰同太）金印和“右夫人玺”金印，但不是龙钮，而是龟钮。“泰子”金印也是首次发现,在传世印玺中未曾见过。
按秦汉礼制规定，只有皇帝、皇后的才能称“玺”，其它臣属的印是不能称“玺”的。皇帝用玺并非只有一种，而有多种。例如“皇帝之玺”（用于赐诸侯王）、“皇帝行玺”（用于封国）、“皇帝信玺”（用于发兵）、“天子之玺”（用于册封外国）、“天子行玺”（用于治大臣）、“天子信玺”（用于事天地鬼神）。“皇帝玺”被视为“传国玺”，历代统治者视为保国镇疆之宝，正所谓“得宝者得天下，失宝者失天下”。汉武帝就有六个玺，是可以往下传的，而赵昧的“文帝行玺”是个人专用，不往下传，因此死后用于陪葬。
历史上发现的印不少，但大多是铜质、玉质或水晶质的，很少发现有金印，现存世的只有12枚，12枚金印中属东汉的有8枚，属西汉的4枚，仅南越国便占了3枚。
南越王墓的金器除金印外，还有金带钩、金花泡和杏形金叶，均是饰物。而金花泡普遍被认为是海外输入的“洋货”。

[银盒、银洗与银带钩]
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白色的银盒特别引人注目，那闪闪发光的花瓣显得尤为突出。这个呈扁球形银盒，通高12.1厘米，腹径14.9厘米，重572.6克。出土时在主棺室，盒内有半盒药丸。从造型、纹饰和口沿的鎏金圈套等工艺特点看，与中国传统的器具风格迥异，但与古波斯帝国时期（公元前550——330年）遗物相似。经化学分析和专家们研究，认为是波斯产品，银盒里的药丸很可能是阿拉伯药。因此，银盒并非南越国制造，而是海外舶来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南越王墓出土的银器除了银盒外，还有银洗、银卮和银带钩，都是越王室的专用器具。7件银带钩工艺十分精美，有5种式样，钩首有雁头形、龟头形、龙头形和蛇头形等。特别是主棺室出土的那件银带钩，通长18.4厘米，呈弓状，镶嵌宝石并饰以凸浮雕。龙头形的钩首饰以卷云纹和腾跃的飞虎。复杂的纹饰，发光的宝石，通体鎏金，显得高贵华丽，是很好的工艺精品，反映了古人高超的制作工艺和审美观点，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当时人们的生活风尚。带钩的用途，主要用于扣接束腰的皮带，还可以用于佩剑和钩挂刀剑、钱袋、印章、镜囊及各种饰品。

[铜鼎、铜壶与铜提筒]
铜器在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中占有重要地位，共有青铜器500多件，不但品种数量多，而且工艺技术精湛，极具地方特色。这批铜器中有厨具、饮食用具、酒器、乐器、车马器、生产工具及各种日用器具，等等。
　  铜鼎。共36件，有汉式鼎、楚式鼎和越式鼎，其中有9件刻有“蕃禺”铭文，都是由南越国的都城工匠所造，是广州建城历史的重要物证。特别是越式大鼎，通高54.5厘米。出土时鼎内有“泰官”封泥一枚。南越国也像西汉一样设有“泰官”一职，是掌管南越王日常饮食的职官。
　　铜壶。共9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个鎏金铜壶，高37厘米，细长颈，大腹，造型美观大方，通体鎏金，光亮华丽，是一件艺术精品。
铜提筒。共9件。铜提筒是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最具地方特色的器物之一。特别是一个船纹铜提筒，高40.7厘米。除器身有几组几何饰纹带外，最为突出的是4只首尾相连的羽人船，每船有羽人5名，各饰羽冠，赤脚。船首倒挂一具人头。船首尾各竖两根羽旌。5人形态各异，有的划桨，有的击鼓，有的持兵器，有的在杀人。有人分析，广州临海，多海患，画面表现的应是杀俘虏祭海神的场面。船与船之间还有海龟、水鸟、海鱼等作装饰，形态生动，工艺精美，是精美的艺术品。

[铜镜、铜鉴与铜熏炉]
出土的39件铜镜大部份是精品，例如连弧龙纹镜、带托镜、十字龙凤纹镜、绘画镜、六山纹镜等。其中绘画镜是彩绘人物大画镜，直径达41厘米，为国内考古发掘出土最大的西汉绘画圆镜，是汉代铜镜中的珍品。特别是出土时仍保留白、青绿两色的绘人物组画，中央有2人作跨步弓腰斗剑表演，两侧各有4人站立围观，生动逼真。周围和中间还配以连弧纹和卷云纹。还有六山纹镜，有6个斜形山字，衬以浪花形羽状纹和莲叶形花瓣纹饰。目前，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有一面六山字纹镜是传世品，但是南越王墓出土的这面镜则是第一次由考古工作者亲自发掘出来的，实为珍贵。铜鉴出于后藏宝，是深鼓腹大盆，可用来盛水或食物，出土时盆内有猪、牛、羊、鸡骨和鱼、龟等海产，说明这是当时的主要食品。
铜熏炉。共有11件，有单件和四连体的，炉腹和顶盖均镂孔透气，是用来焚香料的，香料被认为是舶来品，这是最能反映南越国地方特色的典型铜器，其复杂的工艺反映了当时的铸造技术水平。

[钮钟、甬钟与铜句  ]　
钮钟、甬钟、铜句鑃都是乐器。宴乐之器是古代统治者炫耀其奢华生活和身份地位的标志。墓内东耳室出土的一批乐器，旁边还有一名殉葬的乐师。乐器可分铜、石、陶、丝四大类，这里只说青铜乐器，有钮钟一套14件，甬钟一套5件，句鑃一套8件，还有铜铎等。钮钟是南越国自造的乐器，大者通高24.2厘米，小者通高11.4厘米。
　  甬钟。最大的通高49厘米，最小的通高38厘米，长圆筒呈椭园形。
句鑃。最大的通高64厘米，扁方形实柱体柄，弧形口，阴刻篆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并刻有“第一”至“第八”的编码，是迄今我国惟一发现具有绝对年代，而又有序号的句鑃。“文帝九年”是公元前129年，由乐府工匠制造，赵昧自称文帝，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符。经测定，句鑃音质还好，仍可演奏，弥足珍贵。

[铜戈、铜剑与铜虎节]
墓中出土的兵器种类多，数量大，除15把剑为铁质外，其余皆为铜造。最为难得的是一把“张仪”铜戈，铭文“王四年相邦张义（仪）”等字，“王四年”应为秦惠王时，由张仪监造，说明是由秦带入南越的。
铜剑。出自西耳室。是战国楚式剑，为墓中惟一的一把青铜剑。
铜虎节。是一件难得的珍品。姿态生动威猛，蹲虎欲跃，虎头昂扬，张口，露齿，弓腰，卷尾，饰以错金虎斑纹，是国内仅存的一件错金虎节，属于孤品。节是外交和军事上的信符，有虎节、龙节、人节之分，可以用来征调战车和士兵，有错金铭文“王命：车徒”，尤为珍贵，是一件重宝。

[铜钫、印花铜凸版与构件]
铜钫是一个方形壶。腹呈椭园形突出，饰以繁缛的浮纹，复杂多变。这种盛酒的铜器制作技术精良，具有透雕意味，更能衬托出主人酒的名贵与醇香。
印花铜凸版。是用来在丝织物上印染图案的工具，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印染工具，对研究古代纺织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墓中出土的铜构件较多。有鎏金铜铺首6件。有一个出土时已朽的漆屏风的铜构件多种，例如，转角鎏金铜托座、鎏金蟠龙托座、正间鎏金铜托座、鎏金朱雀铜顶饰、鎏金双面兽形铜顶饰等。还有鎏金铜牌饰等。

[铁剑、铠甲与错金银铜间铁矛]
铁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国防力量。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铁器始于春秋时代，战国时期已普遍使用。汉代铁器以农具、工具和兵器为主。南越王墓出土的铁器有700多件，有农具、工具、兵器和日用器具等。
　  铠甲。通高58厘米，属轻型铁甲。共有709片甲片，均呈四角抹圆的长方形。这种轻型铁甲适合于气温较高的南方地区使用，代表了西汉时期南方铠甲的基本形制，与北方中原地区出土的铁铠甲形制有较大差别。
　　铁剑。共15件，其中一件出自墓主腰间左侧，残长164厘米，剑鞘为竹胎，剑茎两面夹以木板，外捆缠丝带。还有4件是青黄色玉，雕刻最为精细，下面有高浮雕群兽，形态十分生动。
错金银铜间铁矛。这个铁矛间铜质、鎏金，错间金银的三角图纹和流云纹，如此华丽的铁矛应为南越王自用，或用于仪仗。

[玉璧、玉盒与丝缕玉衣]
玉璧。是正中有圆孔的圆形玉器。南越王墓出土各种玉璧56件，仅主棺室就有47件，说明墓主对玉璧的喜爱。这些玉璧中比较突出的有大玉璧、透雕重圈三龙衔环璧、透雕龙纹玉璧、透雕龙凤涡纹玉璧、兽首玉璧、双连玉璧等。特别是主棺室出土的一件大玉璧，直径达33.4厘米，是墓中所出土玉璧中最大的一件，雕刻精致，纹饰古朴庄重，颇有帝王之气。大玉璧是我国已知考古发掘出土玉璧中体形最大、龙纹饰最多的一块，被称为“璧中之王”。
　　玉盒。主棺室出土的玉盒，为青玉，呈青黄色，盒身鼓圆，高7.7厘米。玉盒刻有两凤鸟，饰以美丽浮雕纹，结构严谨，雕工精细，光洁夺目，被称为“玉器绝品”。
丝缕玉衣。玉衣是汉代特有的丧葬殓服，东汉灭亡以后，未发现有玉衣。玉衣是有等级规定的，有金缕、银缕、铜缕玉衣，诸侯王多用金缕，也有用银缕的。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为首次发现，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件。整件玉衣全长1.73米，共用玉片2291块。用朱红色丝带粘贴，构成多重几何形纹样，色彩鲜艳夺目。

[玉印、玉佩与玉角杯]
玉印。共9枚，其中3枚有文字的玉印（有6枚无文字）都是出在主棺室墓主身上，分别是“赵昧”、“泰子”、“帝印”的方形玉印。“赵昧”印和“帝印”都是墓主身份的物证。“帝印”是“皇帝之印”的意思，是赵昧生前僭越称帝的物证。
　　玉佩。由于玉石具有优良的质地和美丽的色泽，又能迎合人们的求美天性和祈求健康、避邪的心理，从古至今是人们追求的时尚。在古代佩戴玉质装饰品是达官贵人追求的时尚。南越王墓出土的玉饰品有130余件。例如，犀形玉璜，整体作透雕形的犀牛，呈蹲曲小憩状，全身肌肉隆起，充满生机活力。双龙纹玉璜，对称的双龙头，张口鼓目，饰以透雕云纹，形象生动。透雕龙螭纹玉环，双面透雕二龙二兽的优美造型，十分别致。透雕龙凤纹重玉佩，透雕体态轻盈的龙凤，饰以卷云纹，造型饱满有力，龙凤均有呼之欲出之态，确是玉饰精品。连体双龙玉佩，构思奇特的双龙拥爪，形象生动。凤纹牌形玉佩，独特的不对称设计，形象美观。还有11套玉佩已复原了3套，墓主赵昧的组玉佩是最大、最豪华的一套。
玉角杯。出自主棺室“头箱”，为主人自用的酒具。长18.4厘米，口部椭圆，口径5.8—6.7厘米。杯身作弧形优美流畅地回卷，尾端形似浪花飞扬，饰以阴刻、浮雕，构思奇妙，制作精美。这件独一无二的玉器精品被誉为“汉玉中的稀世之宝”。

[陶鼎、陶瓮与长乐宫器]
在人们生活中陶器比其它器具的存在时间更长、作用更大、关系更密切。南越王墓共出土陶器371件，计有储容器、炊煮器、日用器，还有网坠、响器和模型明器——陶壁等，众多的陶器说明其在王宫的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主要有陶鼎、陶璧、陶瓮、陶钵、陶碗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打上“长乐宫器”戳印的四件陶鼎、陶瓮。因为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南越国宫殿中是否有“长乐宫”？我们知道，长乐宫是汉代首都长安最重要的皇宫，是皇帝和太后居住的宫殿。最近，考古工作者在儿童公园东边试掘出约500平方米的宫殿遗址，是不是长乐宫的遗址？因为按照长安的宫殿位置，长乐宫在东南边，未央宫在西边，正好位置相符，而这个试掘宫殿遗址的东边又是宫署御花苑，是南越王及王室休闲和游乐的地方。据推测这四件长乐宫器应是南越国长乐宫的用物，以其随葬，是祈求赵昧死后仍会长生长乐。

[细丝绢与厚锦绣]
丝绸是中华民族祖先的伟大发明之一。广州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以开拓丝绸贸易闻名世界，西方国家认识中国是从丝绸开始的，说中国是“丝国”。岭南地区丝绸生产的历史悠久，《汉书》记载海南岛一带有“女子桑蚕织绩”，说明南越国时期已经有养蚕和进行丝绸生产。从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绸情况看，丝绸的随葬品不但品种多，而且数量很大。特别是西耳室西部，在约2.8平方米的范围内，丝织品多层叠放，整匹随葬的有绢、绣绢、朱罗、朱绢、绣“纱”、超细绢、砑光绢等品种。可惜出土时织物已全部炭化。炭化堆积层厚达20—30厘米，陪葬丝绸估计不下100匹，折叠层达700余层。用丝织品包裹随葬品也很普遍，有人估计超过300件以上。包裹用绢数目十分惊人，就象现代人用包装纸一样普遍，说明南越王室的奢侈。墓中出土的丝织品不但有平纹组织的绢、纱，也有重经组织的素色锦、二色锦和绒圈锦，品种十分丰富。如此之多的丝织品整匹随葬和大批包裹器物，说明南越国的丝织产品相当丰富，而且也会有外销，估计墓中出土的象牙、银盒、香料等舶来品，也可能是用丝织品来交换的。

[原支大象牙与珍珠枕头]
原支大象牙。在西耳室出土原支大象牙一捆，共5支，并排堆放。最大的象牙长126厘米，整堆象牙宽57厘米。
　　经动物学专家鉴定，出土的象牙与亚洲象纤细的牙有明显的区别，与非洲雄象大而粗壮的牙接近，说明这5支大象牙的产地是非洲。可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广州的。另外还出土了刻画象牙卮、象牙算筹和残牙雕器等，可见这些原支大象是进口作为雕刻原料的。
珍珠枕头。在墓主玉衣头套下的丝囊内装了470颗珍珠，珍珠直径0.1—0.4厘米，是未经加工的天然珍珠，专家们分析是一个丝囊珍珠枕头。有人说珍珠具有镇静、美容和辟邪的作用，象现代人喜欢戴珍珠项链一样，珍珠枕头垫起头来也是很惬意和舒服的。用珍珠做成枕头，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尚属首次。另外，在主棺室“头箱”中，原盛于一个大漆盒内，有重量为4117克的珍珠（出土时漆盒已朽，珍珠散落满地）。珍珠直径0.3—1.1厘米，会不会也是用来做枕头的呢？因为未来得及做，就只好陪葬了。

[主人殉葬与奴隶制残余]
所谓殉葬就是用活人陪葬。在奴隶社会里，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不当人看待。
南越王墓共发现15具人殉。前室1具，身份是“景巷令”；东耳室1具与乐器同出，可能是乐伎；东侧室有4具“夫人”；西侧室有7具与厨房用具同出，可能是厨师或杂役奴仆；墓道中有2具，其中1具置于斜坡尽头处，可能是卫兵，另1具在外藏椁中，可能是车夫。经专家鉴定，殉人多是被击砸后脑致死的，可见人殉是十分残酷的。我国发掘的11座西汉陵墓中，除南越王墓外，都没有发现有活人殉葬的现象，应是南越国偏居岭南仍保留奴隶制社会人殉习俗的缘故。在我国的商周奴隶制社会也普遍有人殉的，例如，在河南安阳的商代墓葬就普遍有人殉，有些贵族墓甚至多达90人。墓主都是奴隶主，人殉多是妻妾、近侍或仆人。

3、越王井

　　越王井（粤王井）位于应元路西端，在省科学馆内。这是广州最古老的井，相传为南越王赵佗所掘，原井呈方池状，宽丈余。到宋代番禺县令于伯桂加盖大石板，并开凿9个井眼，方便汲水，所以又叫九眼井，今仍存“九眼古井”石碑。
　　南越国时期，越秀山上有越王宫，这口井可能是王宫专用井。又因山上有越王台，故又称越台井。对面有清泉街和清泉街小学，也因此井而得名。传说赵佗曾投金杯于井，结果从北郊15公里外的石门流出，说此井与石门相通。当然，这只是传说。因此，唐《通典》谓南海（广州）有“天井门”，天井即越王井，门是石门。清屈大均《广东新语》称，越王井“水力重而味甘，乃玉石之津液”，并说“佗饮斯水，肌肤润泽，年百有余岁，视听不衰”。如果能说明井水有美容功效，又能保护“视听不衰”，还可以活到长命百岁，一定是很有开发利用价值的。
　　越王井所处的位置重要，水质好，又有那么多美好的传说，自然引起王府、官府的重视甚至占为己有。
　　南汉王刘龚曾独占此井，称“玉龙泉”，“禁民不得汲”。北宋文豪苏东坡曾写信说，“广州一城人”都喜欢饮这口井的水，可惜只有“官员及有力者，得饮刘王山井水”。清初平南王尚可喜曾独占此井达10年之久，在四周筑起砖墙，派兵把守，还贴出告示：有私汲井水者，鞭笞四十。
　　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广州府通判曾把越王井列为广州十大名泉之一（排名第八）。民国初年，军阀龙济光曾派几十士兵轮番抽水，想清理这口废井，花了两天时间才把水排干，可见井水的容量很大。旧时，市内的一些茶楼号称山水名茶，也从这口名井取水，以招徕顾客。20世纪50年代，仍有许多居民到越王井打水饮用。60年代以后，由于周围环境遭到破坏，长期失修，井底淤积，古井逐渐失去其饮用功能，变成一个古迹。1983年此井被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同时，曾经有人议论开发利用越王井的水文化资源，也有人想毁井用地，并于1996—1997年间，出现了“毁井护井”的风波，新闻媒体报道得十分热闹，最后以“恢复原貌”告终。
现在的越王井已经建设成一个美丽的景区，“粤王井”白石匾后面是一条铺满卵石的弯曲小道，寓意“历史长河”，通向古井。井上建一绿瓦亭，红墙红柱，飞檐斗拱，古朴典雅。顶端仿造南越王墓出土屏风饰物——铜朱雀（长颈铜鸟），整体风格和南越王墓和谐一致。通透的围墙，翠绿的花园，不失为古城一景。不久前有专家设计城市传统中轴线方案时，也提出在中轴线西侧恢复北起越王井南至玉带河的六脉渠，创意是以越王井为源头的六脉渠经玉带河入海，重显“六脉皆通海”的历史景观，把焦点对准越王井，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

4、西汉南越国水闸遗址

　　以前史书记载只知道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秦将任嚣在番禺建城，史称“任嚣城”。公元前204年赵佗创立南越国后，把任嚣城扩大到“周长十里”，范围在中山四路北侧儿童公园至仓边路一带，也只是个模糊的概念。自1974年在市文化局地下发现南越王宫的砖石走道和“万岁”瓦当残片，开始有了考古文物的物证。特别是1995年以来，先后在忠佑大街发现南越王宫署的大型地下石构蓄水池和在其南侧的宫署御花园，以及在儿童公园东边发现宫殿遗址，证实了这一带是宫署遗址，已是确定无疑的了。但还未解决赵佗城的范围有多大的问题。
　　2000年4月，考古人员在惠福东路与西湖之间发掘600平方米，发现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发现“万岁”瓦当及西汉云纹瓦当、板瓦、陶网坠等构件与南越国御花苑所出的遗物一致，确定这是南越国水闸无疑。也就是说这是南越国都城南端的建筑遗址。
　　史书记载，越秀山上有越王宫、越王台，山麓有越王井，象岗山上有朝汉台。这些地方应当也是南越国都城的范围。
在水闸遗址处还发现有东汉城墙建筑的基础，以及东汉、南朝的水井、唐代房基、宋代房址和走道等遗址，这一遗址的重要性，无疑是十分珍贵。有关部门已计划将水闸遗址建设成为我国第一个“室内公共开放性文物”，供市民、游客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