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弥山大佛

中国著名的大佛像，有洛阳龙门奉先寺卢舍那佛，相传以武后为模特凿成；有大同云岗释迦坐像，高鼻薄唇深目，是佛教初传入中国，还未中土化的证明；甘肃永靖炳灵寺泥塑大佛，虽深藏在黄河北岸的积石山中，我也去探访过；张掖大佛寺的巨佛（释迦牟尼卧像），长34.5米，比北京西山卧佛寺的卧佛可要大得多；我也到敦煌去拜谒过莫高窟大佛。然而，我知道，宁夏固原须弥山的大佛，高踞于半山之上，加之这尊坐像本身即有20余米高，气势之宏伟，不在乐山大佛之下。但是这个石窟远离交通干线，我向往已久，却十余年无机会顺道拜谒。

1983年秋初访宁夏。1995年8月到银川参加西北五省区党政主要领导联席会议后，入西海固调查而得以顺路参观须弥山石窟，我等待了12年时间。然而在亲眼见到这尊坐像后，我感到为此等12年，确实很值得：在无树无草而光秃秃且又极度干旱的西海固，须弥山是草木葱茏。且山前深沟中，有一水名石门水〈又称须弥都河〉自山中流出，注入清水河而汇入黄河。真可能是佛祖保佑，在这片干旱得全球有名的大地上，仅此处有青山绿水。

我对须弥山大佛有兴趣，还与这里宗教演变的历史过程相关。这尊唐代大佛，其造型固然已经从南北朝时的瘦骨清相转为丰腴肥重而完成中土化过程，这本身就是美术史的重要里程碑。这一带，宋朝时为西夏地，系吐蕃人的一支羌人党项族建立的有自己独特文字的政权。其英主李元昊也笃信佛教，对此地北朝以来开凿的石窟不会加以毁坏。后来蒙古成吉斯汗统帅大军攻打西夏都城中兴府，久攻不下。传成吉斯汗中毒箭而在固原毒发身亡。其子拖雷秘不发丧以免动摇军心。不日后，蒙古军终于攻陷中兴府，把西夏王族及臣民全数杀掉；西夏王陵亦被毁，但是佛教建筑倒不曾毁坏。大概是因为蒙古族亦信佛教，虽是藏传佛教。来时见到离此不远的同心县清真大寺，其建筑式样与佛寺极似，相传由明季喇嘛寺改建而成。这又说明，当时这里也是藏传佛教影响较大的地方。这也自然，唐朝后期，吐蕃军队的势力范围曾一度扩张到长安附近。至于伊斯兰教，现在是这一带许多民众信奉的主要宗教，而伊斯兰教不主张用人物形象来装饰宗教建筑以避免偶像崇拜。须弥山石窟在穆斯林们集中的这片土地上完好保存至今，是穆斯林们和汉族把这看作中华文化共同的遗产而加以保护的结果。

自唐宋以来，这一带一直是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拉锯似进行战争的主战场之一。只要看看这一带的古地名，人们就可以清楚这一点。

固原，北宋时有镇戎军，管辖今海原、西吉、同心、彭阳、固原等地。所谓“戎”，也就是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今固原县大湾乡武家坪，北宋时设有安边堡。安边者，边地安宁也。这也反映了宋室对朔方边境不断吃紧的一种心愿。在离须弥山石窟不远处的黄铎堡，北宋时名为平夏城。所谓平夏，即是平定西夏。当时西夏是北宋的心腹大患。日本小说家井上靖所写《敦煌》中，宋朝举人赵行德，便是因进入西夏而最后导致在敦煌藏宝的故事，因为当时包括敦煌在内的整个河西走廊，都在西夏控制下。今海原县郑旗乡东苋麻河谷西口，当时称荡羌寨。这一带是当时中原王朝统治的边界。

唐朝大诗人王维有诗《使至塞上》吟道：“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诗中的“萧关”，即在今固原县东南，也是唐朝防备游牧民族南下骚扰的一个关隘。难怪王摩诘把北飞的大雁称为是飞入胡人的天下。岳飞的“踏破贺兰山阙”也是指的是平定西夏。北宋名相范仲淹在当时，就驻守在肤施（今延安地方），防范的也正是西夏。范公的诗句“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便确切形象地反映了前线气氛的紧张。

在这样的你争我夺之中，正处在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分界线上的须弥山石窟，居然没受太大影响，仍在不断开凿中。至今留下的开凿题记中，有唐、宋、西夏，金、元诸朝的题记，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也许是分界线两边的统治者，都信奉佛教而使虔诚的佛教徒免受战火的干扰，得以继续开凿石窟、开凿佛像。否则，中国的文化遗产中就可能缺掉重要的一部分了。

在这曾经散发过浓烈战争硝烟的地方，现在又在进行着一场新的战争：这就是反贫困。海原、固原、西吉是我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干旱乃是贫困发生的主因之一。因此，政府筹资建设了黄河水提灌工程，使这一带人畜饮水问题得以缓解，促进生产发展，还给昔日的濯濯童山增加不少绿色。用水窖积蓄雨水，配合以节灌和防蒸发、保地温的先进农业技术，也给人畜饮水和生产发展的反贫困战略实施提供了方便；在减少泥沙和肥沃的表土流失方面，也有作用。而纵贯宁夏南部山区的中卫－宝鸡铁路，则又给这一地区对外交通提供了更方便的条件。闭塞而贫困的宁南山区，开始走向市场，走向小康。我想，居于须弥山上的大佛，脸上露出那会心的微笑，大概是为这里芸芸众生命运的普遍改善而显露的欣慰。